自唐开科取士以来，考中进士才有官做，而进士的录用率很低。据统计，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，共录用10万余名进士，均匀每年录用进士76人。杜佑在《通典·选举六》说：“开元时每年录用的进士，在一百人上下。”

据《文献通考》：“玄宗时期每年录用的进士均匀不到二十七人。”能考中进士的，大抵相当于此刻各省斑考前三名。被录用进士的人，自然不为吃穿发愁，而那些名落孙山者，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念书人，一无体力，二无专业，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?

名落孙山者，比较面子、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。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，既没有当局编制，更不占领导职数，无正常上升空间，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任的幕后顾问，职责是配合官员顾问处置政务。能干上师爷，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。假如你是书虫，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，没哪个官员愿意出钱聘你。

只管师爷属于当局的“三无”职员，但毕竟属于官员聘任，有稳定的工资收入，且仍有“继续加入科举”或“有重大建功表现”得以转正的时机，纵然不再想博取宝名，也可以活得很润泽。好比历史上的绍兴师爷，“无绍不成衙”不但说明绍昌盛产师爷，也反应出师爷也确实算是香饽饽职业!

一般而言，州县官员礼聘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，至少是个举人。师爷名义上是“佐官而治”，实际往往是“代官出治”，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。高级师爷由于包揽事务，威风得很。

当年左宗棠“三试不第”，本计划“长为农民没世”，但经不住老密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，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，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。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切身为正二品总兵，只因冒犯了师爷左宗棠，一句话就让总兵大人的乌纱帽丢了。

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，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，将“屡战屡败”改为“屡败屡战”，在战败之余，一字之差，精神和睦韵完全区别，使店主转危为安，深得曾国藩欣赏，传播至今犹称佳话。后来，两位师爷富丽回身，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雄师功，李鸿章是凭本领考中了进士，从此逐步成为晚清帝王的股肱大臣。

在落榜的念书人中，能被地方官礼聘为师爷的比例，比“考中进士为官者”高不了几许，大多半人不得不走上“着述都为稻粱谋”这条路。好比卢照邻、孟浩然、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，既“屡试不第”，又没地当师爷，只好沦为无业游民。他们大多靠写营生，有的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，甚至成为百万大亨，但有的依然穷困落魄。

另有弃官为民的念书人，只管文笔一流，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，乃至生活难觉得继。公元759年，杜甫抛官弃职，举家西行，居无定所，过着“生涯似众人”的生活。770年，杜甫因无钱治病，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。这段岁月，他只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，但多是反应“先全国之忧而忧”或“居庙堂之远则忧其君”的文章，好比《茅舍为秋风所破歌》、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等，“为稻粮谋”的文章一篇也没有。

落榜者有好多具备真才实学，失败的原由大概是发挥失常，也大概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。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“知本家”，只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，可是这职业的开山鼻祖，他门生三千，贤人七十，个个都收学费，收益不菲。自开科取士以来，落榜而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，也有人为偷懒，无需招三千门生，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，就可丰衣足食。

有的人念书不行，干脆学做生意。明朝沈万三、清朝伍秉鉴，家族殷实，虽有钱念书，但科举无望，追随父辈学做生意，成为那时的贸易巨子。伍秉鉴事业巅峰时拥有财产2600万两(那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)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，有6名中国人入选，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。

当然，也有些落榜的念书人，屡考屡败，屡败屡考，好比范进，最后沦为神经病。别的另有一类，好比李自成、洪秀全，屡试不中，不得功名，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**的道路，做了起义首脑，不过这两类落榜念书人的选择，几百年才出一个，没有代表性。